“职场图书”站在道德的边缘

　　职场哲学类图书自2001年起，就被许多出版人看好，经过4年的市场考验，依然炙热烫手。这类传授“办公室哲学”——也有超越“办公室”谈为人处世之道的图书，究竟是青年人步入社会的“入门必读”，还是传授厚黑之道的“另类教材”？

　　读者需求：适应环境、避免被伤、脱颖而出

　　记者在图书卖场观察发现，关注和购买这类书籍的读者中，青年人占了很大比重。参加工作3年的小郑买了一本《向野兽学习——职场生存潜规则》，他认为，人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谁也无法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职场生存并非一厢情愿，美好的愿望有时会因不合时宜而变成“单相思”。因为感到自己在人际交往方面尚有欠缺，于是决定用“职场哲学”类图书让自己尽快“成熟”起来。

　　一名刚毕业半年的年轻人向记者介绍他喜爱这类图书的原因：“上学期间社交面狭窄，交往对象相对单一。但工作后就大不同了，由于年龄、阅历的不同，周围人会按照不同的思维方式工作，与人相处绝非‘真诚’二字那么简单，也需要更多的技巧。”他还进一步解释说，目前的学校教育，大多会有意无意地回避社会上的种种负面现象，使刚刚走出校门步入社会的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面前感到不适，为了让自己尽快适应新的环境，他们需要知道职场的“真相”。

　　除了“适应环境”的需求之外，还有两个目的是步入职场不久的年轻人迫切希望达到的：避免被伤、脱颖而出。

　　被采访对象中，有很多人都相信，社会中的确存在一些不成文、不言传的“潜规则”，就像两根钢轨限定的轨道，踏进去便能“一日千里”，稍稍越出则会碰壁。小郑告诉记者，书中所传述的许多生存方法是切实有用的，“有用就是硬道理”。他认为适应并利用规则甚至是“潜规则”，并没有什么不妥。

　　这与年龄稍高的读者的看法显然不同，大部分的中年读者认为这类书是在灌输不正确的人生观，“扰乱社会风气”。

　　恶性土壤：教育缺失、不正之风

　　社会学家邱则奇认为，“职场哲学”类图书的畅销透露出一个现象，那就是家庭教育的缺失和学校教育的跛足。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学知识与学做人是并重的，社会把学知识的任务交给了学校，学做人的任务则留给了家庭。但目前很多父母并没有完成这个职责，从而使刚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社会化程度不够，于是只好找“职场哲学”图书进行“补课”。

　　出版科学研究所应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徐升国认为，“职场哲学”类图书的畅销与我国当前学校伦理教育的空洞和远离实际也有关系。学校道德教育，往往倾向于理想化，把所有的人都当作道德“圣人”来培养，不但不能使学生确立起科学的道德观，反而容易引起学生们的反感，甚至会使他们径直走向其反面。他表示说：“无论是道德教育还是技术教育，最终都要落实到现实中，真正检验教育效果的还是社会现实，因此，应加强学校教育的针对性。”

　　除教育的因素外，徐升国认为，转型期的社会大背景与目前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也提升了这些书在读者心目中的“有用度”。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竞争加剧，生存变得更为不易。社会大变革中价值观出现混乱，一些职场人偏离了依靠自身努力寻求成功的正当途径，希望通过“职场哲学”的“葵花宝典”一步登天。而现实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假冒伪劣现象、人际关系中的不正之风，也使一些职场人的观念产生混乱，客观上助长了“职场哲学”图书的畅销。

　　争论焦点：弊大于利

　　“职场哲学”对个人发展的利弊也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采访中，记者得到了不同的答案，但倾向于“弊大于利”的较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出版人认为，目前各企业普遍存在的架构模式是西方工业化以后的科层制度，尽管科层制度中只规定了职业资质，并没有规定修养、人格资质，但无论是现代社会还是传统社会，职业资质和个人修养都不能截然分开。如果刚参加工作就开始一味谋求升官发财的“捷径”，就可能会放弃个人努力，从而失去通过个人奋斗获取成功的可能，失去晋升的“真正”捷径。而且，他还可能会逐步成为一个自私卑劣的小人。他强调说：“品质加业绩，就是最好的哲学。”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编辑一部主任孙晓梅认为，“职场哲学”类图书的利弊因人而异，因为不同的读者会从书中获取不同的信息，形成不同的认识和行为。对那些追捧这些书的人来说，如果其周遭的小环境又恰好不尽人意，就很有可能会使他们变得心理阴暗，行为偏执，人格低下。对年轻读者，比如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或研究生，这些书有可能会影响他们看待周围环境的视角，使他们形成不健康的价值观，但对年龄稍长的人的影响会小很多。孙晓梅认为，尽管这些书会产生一些让人忧虑的结果，但不太可能颠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

　　热衷出版：只重利益、不负责任

　　孙晓梅认为：“只要不违反法律和现有的图书出版管理制度、条例，出版社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出版这些图书，无可厚非。况且，目前市场上大部分‘职场哲学’图书都没有越界，至多是教人‘利用’潜规则，而不是‘制造’潜规则。如果直接针对制度漏洞、抛弃道德底线，一味传达另类生存技巧，则应受到批评。”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策划部副主任杨学梅也强调说，出版社在策划出版此类图书时，要认真编辑审校，删改某些具有局限性和片面性，以及只代表个人观点的内容。“编辑应对自己的产品负责任，不良导向的选题不应该做。”

　　但对出版社热衷出版“职场哲学”图书的现象，很多出版人也颇有微词。中国城市出版社副总编辑、大众传播学博士何玉兴指出，出版社应拒绝低俗，多出精品，多出教人大智慧的书。“应该以近乎宗教情怀的爱来理解出版精神的奉献和功德”，“正如波兰学者弗·兹纳涅茨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中所说：普及推广者真正激发并使人满足的是对知识的业余兴趣，为普通读者提供经过加工的易于消化的东西。他们用传播知识来普渡众生的功德，是政治家、实业家所无法替代的。”“中国出版有着许多光荣传统和良好风尚，从孔子的‘韦编三绝’，王云五的‘万有文库’，到以邹韬奋为代表的出版精英，无不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出版界应继续发扬甘于清贫甘于寂寞的节操，保持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