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的一天傍晚，中科院干部柳传志蹬着辆自行车从北京美术馆一带经过，路人行色匆匆，远方夕阳半残，突然一个念头闪将出来：我就这么一辈子混下去吗？不久，柳传志纵身跳入当时舆论毁誉参半的“下海”潮，挑头办起了挂靠在中科院计算所下的联想公司，时年40岁，正当“年富力强”。
11年前，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王文京、苏启强辞去干部职务，和柳传志一样，开始骑在自行车上打天下；同为用友创始人的吴铁，当年也曾骑车带着员工四处拜访客户。和柳传志不同的是，王文京仔细研读了当时刚刚颁布的私营企业条例，连挂靠单位都没找，借5万块钱直接办起了“那时起点最低”的私营企业棗用友软件服务社，时年24岁。
经济实惠的小面包车很快取代了这些创业者的自行车。这种既可载人又能拉货的“小面”，在各公司门口一溜排开的“小面”阵中钻进来冲出去，一时成为奋力拼杀时期企业忙碌进程中最得力的交通工具。
大浪淘沙之后的幸存者，不久就拥有了不小的家业，“小面”沦为纯粹的货运工具或被淘汰，新的坐骑上路了：奔驰、宝马、卡迪拉克……也就在此时，一批年轻新锐乘坐着档次不同的轿车飞驰而来，虽然其中不乏捷达之类普通的车型，甚至有些人只是打车出入，但这批新锐甩过了自行车和“小面”的阶段，直接跃进至轿车时代，在马路上飙起车来，比那些豪华车还惹人注目。和创业先辈相比，他们玩得更大，口气更狂，在自己不甚起眼的车子里，动辄考虑千万量级的融资，而这数目字有可能是前辈们经受了多年的不易才聚得的资财。
20年时光流转，中国的IT产业由一条小土路渐成大道，骑车、打车、坐车、开车一路走来的创业者或翻了车，或折了跟头，有的一拐弯溜到岔路上。历史从来是记载成功者的历史，那些摸着石头却没过了河的创业者，即便曾经如史玉柱一般辉煌，照样被湮没成历史的一个个小点缀。几经摔打的成功者则一面接受世人的膜拜，一面与后生一起接受新风浪的考验。
有些类似于几十年积累起一个IBM、十几年成长起一个微软、一夜之间冒出个Yahoo！的历程，20年的中国IT创业者也自然地错落出“老、中、青”三个阶层。所谓的“老、中、青”主要并非以年龄划分，而是以创业的年代与大背景区分。不同层次的创业者崛起的速度渐次加快，第三代的速度快到只有用蹿升这样的词来描述才合适。正如不同阶层、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烙印一样，这三个阶层的创业者各自有着明显的阶层特征、不同的思想经历与命运起伏。在许多方面，前一代努力多年的结果只不过是后一代出发的起点，就像新生代一起程坐的就是汽车而非自行车。这说起来有一点点残酷，但正因如此才有了进步。
20年间社会结构和大环境的转换是这些创业者们的共同背景。有人说，在一个以工商经济为主题的社会里，企业是当之无愧的社会主体，而这个社会中最精干的人应当在企业中。观察企业、产业乃至社会经济的时候，人总是最生动的。当年毛泽东进行“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在于弄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次，我们则试图通过对IT创业者各阶层代表人物的画像和分析，明晰每个阶层的创业者的局限、优势以及为后来人留下了哪些有价值的经验与财富。
第一阶层：修成正果的冒险家
基本特征：年龄五十多岁，文革前大学生，出身科研院所，“下海”时不脱“红帽子”。
在谁也不敢下海的时候下了海，第一代IT创业者靠的是胆子大，具有一些冒险家的气质。也有人说，下海大多是逼出来的，最早的欧洲殖民者就是在国内混得不好才出海捞世界的。第一代多出身于科研院所，基本在文革前完成大学教育。前三四十年的生活低调而寻常，看不出日后的转机。或许是在单位呆了十多年没做什么事“憋得慌”，或许的确混得平平没什么希望，再加上微薄的薪水拮据的日子，第一代半被逼半主动地下海了。因此有一种说法，柳传志十几年的创业经历是“曲线救国”，如果当年不下海，要坐到今天中科院计算所所长的位置，悬。
在大多数人倒下的时候挺过来，这一阶层的创业者是幸存者。当年的大环境看不清方向，看不见规矩，看不到前景。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没有人能说出答案。好比哥伦布航海，发现一块新大陆就据为己有，很多事情需要先做了再考虑订规矩。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一阶层的创业者当年的不少动作都是打擦边球，可能他们的本意并非如此，只不过在那个摸索的时代，原本就没有什么现成的规矩。有时候，能够存活下来就够英雄，虽然存活下来的人未必就比倒下去的人强多少。
这些冒险家们成功之后往往被树成民族IT产业的旗舰，这大概是他们创业之初万没想到的。为了能够站住脚，他们刚开始倒腾的事情和高科技真不一定沾得上边。柳传志曾经说，人家传说我们卖过大白菜，这里我澄清一下，白菜倒是没有卖过，不过别的东西确实卖了不少。在没有好的政策支持的环境中，他们闯来闯去，耗了许多无用功，费了很多周折。多年以后，他们的企业找准了自己的方向，具备了不小的规模，以成功者的姿态扮演起IT产业领头羊的角色，当年的冒险家修成了正果。与此同时，由于做得比较早，他们也占了不少便宜，受到了保护。对这些已经形成规模、在产业中拥有一定地位的企业，国家慷慨地给了许多政策倾斜和优惠。
这一阶层的创业者在政治上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承认，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通常有政协委员、工商联委员等头衔。他们会在某些具有政治意味的大场合出现，也有可能作为某个代表政府的团体出访国外。在接受媒体访问或在某场合讲话的时候，已经明显具有他们那一个阶层所特有的轻松感觉，谈话非常放松。在国内公众心目中，这些人物属于杰出企业家一类，享有比较高的知名度。当柳传志、段永基在国内各高校演讲的时候，他们更多地是作为前辈和引导者的角色出现，而不像新生代丁磊、张朝阳那样被大学生们视为可模仿的对象。
老一辈创业者管理企业靠的是野路子，在这一茬人中受过专业管理训练的十分鲜见。多年风风雨雨，他们不仅练就了一套土法的管理，而且练就了搞企业政治的手腕。有人说，在中国当企业家要像当政治家一样，指的就是这一类企业家。自己摸索出来的管理，未必系统，未必规范，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非常有效。不过，他们的企业或迟或早地都遇到了管理提升的问题。以前企业不大的时候，靠土办法可以管得很好。但企业逐渐长大，自身的不规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带来了企业的动荡。这个坎，是由个人的威权管理过渡到制度管理的坎，是更上层楼还是走下坡路，企业的命运往往在此一举。
在企业当中，这一阶层的人已经相对超脱，通常只负责企业的战略性问题。他们更像是帅，调遣手下大将，管理人胜于管理事，务虚胜于务实。
这一阶层的创业者具有老一代人耻于谈钱的特点，对于个人赚钱的态度远没有谈国家责任和企业前景那般坦然。当年创业时受环境和观念限制，他们虽然名为下海，实际上总是要戴一顶当时流行的“红帽子”，挂靠在某个相关单位之下，比如联想挂靠计算所，方正依托北大。这种当年看上去多少有点保护伞作用的关系，日后给很多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后遗症。产权不清晰导致这拨人在创下家业后需要颇费心思和周折地一点一点往回要自己的那一份，想给自己算清楚，看自己能够得到多少。十几年下来，他们大都到了50多岁将近60岁的年纪，是选择接班人的时候了。不过，尽管有些人已经觉得自己的知识结构不太适应企业的发展，还是想尽量撑下去，因为没有算清楚，算过了的又不知道能否兑现，一旦退下来就什么都没有了。也是因为产权不清晰，有时会出现“企业到底听谁的”这类问题，企业中的政治斗争也就难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