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员工的死亡裁定 戴尔否认工作时死亡是工伤（1）一个员工的死亡裁定 戴尔否认工作时死亡是工伤（2）
60岁的郑国有举着儿子郑杰生前的照片。左侧是郑杰进入戴尔工作时员工卡上的照片，右侧是郑杰在日本时拍的照片。在日本时，郑杰的脸庞明显消瘦。本报记者朱永红摄
●戴尔公司的工作压力与员工郑杰胃癌致死有无关联？
●突发疾病48小时后死亡为何不能认同工伤？
□本报记者 朱永红 厦门报道
核心提示
戴尔公司中国总部员工郑杰在加班时突然倒地，50多天后因胃癌死亡。郑杰家属与戴尔公司在赔偿问题上发生争议，家属认定郑杰是“过劳死”，应属工伤；戴尔公司则态度强硬，断然拒绝。
劳动部门的结论认定郑杰之死不属于工伤，其依据是郑杰发病情形与现行《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不符。而该条例第15条严格设定了时间限制：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
据了解，《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中这个“48小时”的限定，在其立法时即已成为争论焦点。在遭遇具体案例后，其争议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个在企业突然发病的员工，被确诊癌症，50多天后不治身故，他能否获得工伤保险？
2005年1月26日，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结论，戴尔公司中国总部前员工郑杰之死不属于工伤。
郑杰，1978年生，牡丹江人。2003年4月15日他与戴尔（中国）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同年8月25日晚7时许，他在厦门戴尔公司中国总部加班时腹部剧痛倒地。
厦门中山医院当天诊断发现，郑杰肠穿孔后粪便溢出进入腹腔。同时，癌细胞也已扩散到全身而无法切除，病情已无法挽回。
2003年10月18日，郑杰在大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死亡。
此后一年间，郑杰家属与戴尔（中国）公司在赔偿问题上发生争议，一场失败的官司之后，2004年11月24日，郑杰家属向厦门市工伤鉴定委员会申请视同工伤认定。
“厦门至今没有因癌症死亡认定工伤的先例。”1月22日，厦门市劳动局工伤科科长连槛根对记者说。
更正式的说法来自那份《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厦门市劳动局认为，郑杰“发病情形与现行《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不符，且无法判定郑杰胃部癌变的确切时间。”就此，2004年1月1日起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其立法时即已存在争议的第15条规定，遭遇具体案例的拷问。
这个第15条规定的一个细则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问题在于，48小时零1分死亡者，为何就不能视同工伤呢？
低分化浸润型转移腺癌
“这种胃癌毒性大，常见于年轻人，病情发展很快，而且早期很难发现。”1月28日，厦门中山医院肿瘤外科主任罗琪对记者说。
这改变了记者长期以来对癌症的认识。据介绍，25岁的郑杰的临床症状，准确表述应为“低分化浸润型转移腺癌合并肠穿孔”。根据戴尔公司提供的材料，2003年8月25日晚7时多，郑杰晕倒在员工入口处。
保安李仲存将其扶到戴尔公司医务室，医生建议向120求救，保安李仲存遂打的将郑杰送到厦门中山医院。
中山医院当晚9时35分的病历记录单显示，郑杰腹痛腹泻呕吐半个月，加重1天。
次日的急诊手术记录显示，“腹内充血1000ml，下腹腔及盆腔带粪臭性腹水，盲肠前壁约一直径0.3cm穿孔，粪便溢出约20ml，回肠末段、盲肠、阑尾明显充血水肿。”
罗琪正是这次急诊手术的主刀医生。他根据手术时的状况判断，郑杰患癌症应该是在半年前，中间曾出现发病迹象，到入院手术时，已是晚期。
罗琪说，低分化浸润型转移腺癌发展到严重程度，即可导致肠穿孔。肠穿孔后粪便溢出，导致癌细胞大面积扩散，无法根本切除，可基本断定患者几无生还希望。
大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出据的《死亡医学证明书》显示，郑杰直接死亡原因为多脏器衰竭，引起死亡的疾病是“胃癌腹腔转移”。
“这种病只能靠早期诊断合理治疗，晚期病人治疗效果不好。”罗琪说，胃癌早期症状并不明显，部分人会出现原因不明的厌食和消瘦，而大多数患者仅在上腹部出现深压痛，年轻人由于体质好，甚至没有症状。当临床症状明显时，病变已属晚期。
罗琪介绍，胃癌只有胃镜才能明确检查出，我国目前的常规体检没有这一项，如要检查胃部情况，需要另做专门检查。
一份专业资料显示，年轻人的胃癌常被戴上胃炎、溃疡病、消化不良的帽子，漏诊、误诊率高达27%，且恶性程度较高的黏液腺癌、低分化腺癌等所占的比例较中老年人多。
据有关医学资料，胃癌致病有几种原因，胃部某些慢性疾患可以演变成恶性肿瘤，接触或食用致癌物质、水土不服、劳累等各种因素引起的免疫功能低下的人胃癌发病率较高。另有中医观点认为，饮食不节制和心情不佳是胃癌两大主要诱因。
罗琪说，饮食的不规律性造成萎缩性胃炎、胃溃疡，成为都市白领的常见病，这同样与胃癌发病相关。而低分化浸润型腺癌在年轻人中常见，一个因素在于，年轻人的人体机能比较活跃，癌细胞扩散比老人快。
“过劳死”之争
郑杰家属坚持认为，郑杰死于胃癌，与他在戴尔公司期间工作压力过大、过于劳累有关。
郑杰之父郑国有向记者引述了国际上对“过劳死”的普遍定义：一般认为，过劳死是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过大、存在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由于积重难返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继而丧命。
在亚健康状态下，患者免疫力降低，等于身体内部的防卫力量不足，小至感冒，大至癌症，都有可能发生。
事实上，目前国际上只有日本将“过劳死”列入工伤范畴。巧合的是，家属对郑杰“过劳”的质疑，也集中在他赴日培训期间的经历。
据家属介绍，1978年出生的郑杰，初中毕业后即开始参加自学考试，2000年，他成为大连外国语学院首届自考日语本科毕业生。此后进入位于大连的日资企业大连罗姆电子公司。
2003年3月，经大连环球猎头公司运作，郑杰在大连市体检中心和戴尔公司指定的医院体检合格后，4月15日，与正欲拓展日本市场的戴尔（中国）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成为该公司一名员工。
按戴尔公司的计划，郑杰应与一批同期录用者一起，赴日本接受当年从5月至8月的培训。根据《劳动合同》，他的职务是coc项目协调员，性质相当于销售员。
由于签证原因，2003年6月29日，郑杰才飞赴日本，而此时，同批接受培训的同事已抵日一月有余。
一位与郑杰同批培训的戴尔员工在接受厦门劳动局调查时曾表示，在日期间，工作时间以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为准，较为弹性。
郑国有说：“郑杰比别人晚到将近40天，但回国的日期并没有延后。戴尔实行的是‘一人一岗’制度，每个人有固定的工作和学习量，郑杰必须将原来三个月的工作量压缩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完成。”
郑国有还表示，郑杰是日语专业毕业，计算机知识有限，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学习任务，压力可想而知。“他从小就非常刻苦，在日本时经常给家里打电话说太累了，要学到深夜。”戴尔公司方面则倾向于将郑杰的压力归之于个人。
公司公关负责人李正子虽承认加班对身体肯定有影响，但她说：“哪家外企不加班？没有人不让郑杰休息，关键是他自己对身体不重视，只能说非常遗憾。”
戴尔公司前人力资源部经理王华否认郑杰在日本加班：“实习期间每天有6000日元补助，包括加班。加班要经理许可签字，如白天所学内容如果因本人原因无法掌握，其利用自己时间加强，不能算加班。”
但郑氏家属认为，郑杰的过劳是一种客观存在。一位同期培训的戴尔员工证实了在日本培训“一人一岗”的说法，“没有人能够代替郑杰完成学习。”而戴尔公司律师也曾在法庭上说：“郑杰看到别人学习能力更强，使其睡眠严重不足。”
是否延误病情？
2003年6月底，郑杰赴日前，曾被告知带一些相应药品前往，原因是此前到达日本的同事发生了腹泻等症状，郑杰当时的笔记本记录了公司指定的药品名称。
据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公司大连青泥分店的证明材料，2003年6月28日下午2时多，郑杰在该店购买了罗红霉素胶囊、诺氟沙星胶囊等消炎和治疗腹泻的药品。
有证据证明，这批药费354多元此后在戴尔公司报销。据厦门市劳动局的调查材料描述，郑杰到达日本约一周后，出现腹痛、腹泻、呕吐等症状。
郑国有说，由于其他同事服药后好转，郑杰当时给家里打电话时说，他也被告知可以服用国内带来的药坚持一下。
据厦门市劳动局的材料说，7月22日，郑杰到川崎病院就医，被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呕吐症”，仅用药，无进行特殊治疗。8月18日后，这批员工陆续回国，郑杰和另一名同事被留下来作收尾工作。8月21日，郑杰病情加重提前回国。
8月25日是星期一，郑杰病情再次加重，戴尔公司医师郭向红以痢疾的诊断开出病假证书，建议休息一天，但郑杰仍然加班至晚上7时多，最终发病。据此，郑家认为，郑杰由于工作量过大导致没有机会就医，造成了直接的病情延误。
而戴尔公司则再次强调员工应对自己健康状况负责的观点，一位公关负责人指出，同事们也曾多次劝说郑杰去看医生。
为获得更多郑杰在日病情方面的证据，2004年9月24日，郑家曾对戴尔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说明郑杰在日本的培训发病和治疗情况。
当年11月23日的审理中，戴尔公司律师称，戴尔公司无从得知郑杰的患病细节，故没有义务也不可能向郑家告知郑杰在日本时的患病情况。
